一年多前,阿德南·赛义德(Adnan Syed)走出监狱——22年前,他因谋杀前女友李海敏(Hae Min Lee)而被判处无期徒刑,8年前,播客“Serial”(连环)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定罪问题的关注。最终使他获释的理由来自一个令人惊讶的来源:最初审判并定罪他的检察官办公室。
但他的未来现在是不确定的。今年10月,马里兰州最高法院听取了一些辩论,这些辩论可能会导致法院随时做出裁决,恢复对他的定罪——不是因为有新的证据,而是因为他获释时的程序通知问题。这一结果可能对马里兰州乃至全国推翻违宪和错误判决的努力产生深远影响。
2021年,当巴尔的摩市州检察官办公室被要求重新审视赛义德的案件时,经过近一年的审查发现,2000年对赛义德的定罪是基于多名证人的翻供和不一致的证词,最令人震惊的是,根据文件中的证据,调查人员最初考虑了两名替代嫌疑人。然而,这些信息从未被移交给辩方,这违反了赛义德的宪法权利,即看到任何可能证明他无罪的证据。
因此,检察官办公室做了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必须做的事情:向赛义德的法律团队展示了此前未公开的证据,提出了撤销对赛义德定罪的动议,并重新开始对李的谋杀案进行调查。
但今年3月,一家上诉法院恢复了对赛义德的定罪,不是基于他有罪还是无罪,而是基于一个程序问题,裁定下级法院没有给李的兄弟李杨(Young Lee,音)足够的通知,让他亲自出席听证会,侵犯了他的权利。
李先生——以及所有受害者——在刑事诉讼中享有重要的权利,但保留错误的定罪,即使是暂时的,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错误的定罪是非常有害的,不仅对被错误定罪的人,而且对犯罪受害者以及整个社会都是如此。
赛义德对自己的定罪提出宪法挑战的核心,是被指控犯罪的人享有的基本“布雷迪”权利。1963年美国最高法院布雷迪诉马里兰州案确立了这一法律基础,它规定,刑事被告不仅必须被控方告知所有有助于定罪的证据,还必须被告知所有有助于他们无罪的证据。
在布雷迪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承认,与警方调查人员一起工作的检察官拥有被告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证据。如果州政府被允许隐瞒无罪的证据,那么天平可能会明显倾斜,以至于许多被告实际上被剥夺了进行辩护的权利。
不幸的是,对布雷迪权利的侵犯在整个刑事法律体系中仍然很常见。根据美国国家免责登记局(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的数据,在检察官扣留了无罪证据后,至少有1721人被判无罪,而这一数字可能只是全国范围内违反布雷迪法的表面现象。
当错误的人被关进监狱时,不仅会给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伤害,而且还会让真正的肇事者逍遥法外,侵蚀人们对我们刑事法律体系的信任,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越来越多的民选检察官成立了定罪诚信小组(CIUs),重新审查过去的案件,这些案件的结果受到质疑。作为司法部长,检察官有义务在面临错误定罪时采取行动,他们往往处于重新审查案件并确定最公正行动方案的最佳位置。
如果法院因为不影响案件结果的程序问题而被允许恢复违宪判决,那么这项纠正过去错误的关键和重要工作将受到严重危害。
当检察官未能交出无罪证据时,李海敏和她的家人已经被这个制度辜负了;他们不仅侵犯了阿德南·赛义德的权利,而且没有履行对李氏家族的义务。为李海民伸张正义不是通过维持错误的定罪来实现的。必须允许州政府承认自己的错误,努力弥补损害,并根据本案的证据进行调查。马里兰州最高法院必须确保这项工作——以及检察官推翻其他错误定罪的能力——继续下去。
米里亚姆·阿罗尼·克林斯基(mkrinsky@fairandjustprosecution.org)是“公平与公正起诉”组织的执行理事,前联邦检察官,著有《从内部改变:重新想象21世纪的检察官》一书。利·古德马克(lgoodmark@law.umaryland.edu)是马里兰大学弗朗西斯·金·凯里法学院马乔里·库克法学教授和临床法律项目主任,著有《不完美的受害者:被定罪的幸存者和废除女权主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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